“沐鸣文史專刊”第七種《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》（中華書局💹，2013年6月）
中國大陸佛教史的研究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1920、1930年代💇🏼♀️。如果回到那個時代來看👨🏽🦲，中國佛教史研究是有一個非常好的老的傳統。在我看來，有三個方面已經基本形成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一些的特點🧜🏿👨🏿🎓：第一個特點就是具有歷史學和文獻考證的研究進路。我可以舉一個例子，最近我一直在琢磨陳垣和胡適關於四十二章經、理惑論和“浮屠”與“佛”的一個爭論。這個爭論一直到最後由季羨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采取了一些妥協的🔨、圓滑的說法🤫，其實已經提出了很多關於佛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。當時陳垣和胡適討論的“信供”還是“信證”⛺️，以及胡適與其他人提出的所謂教內史料、教外史料的問題👛，還有我們逐漸形成的用文集、史傳🧑🏿🌾、碑誌來輔佐佛教內部材料的問題，都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歷史學和文獻學研究的進路🧨。
第二個特點，在二十世紀20到30年代其實已經出現一批具有很好的語言學能力的人💺，包括湯用彤✒️、陳寅恪🏊🏽♂️、周一良、季羨林，其實都已經在當時歷史、佛典翻譯的一些領域裏做的很好。第三個方面🤛🏽，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者在那個時代已經非常註意所謂“佛教史的語境”♻️，就是佛教史的背景尤其是政治史背景。在這點上⛅️，我覺得當時的中國佛教史研究界絕不比國外的學者差，甚至在我看來要比國外的一些學者要好。
但是在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，好像這個傳統消失了🙇♂️，又建立起一個新傳統。這個新傳統📆，不去說意識形態的問題♠️，在學科製度上，佛教研究被歸入哲學系，這本身是有一點問題的。在研究方法上，過度借助於哲學分析和經濟分析🐿🤾🏽；在資料方面🦻🏻，主要集中在漢文佛教文獻，也是有一點問題的。這些問題確實造成我們的方法越來越簡單、路徑越來越狹窄🍋、資料越來越單一。
我覺得👩🏿🍼🤾🏻♂️，中國古代的佛教史研究界是不是也需要去重新討論我們的理論😟🦹🏻、方法和框架，然後把佛教的政治、社會風俗串聯起來🦸🏻♂️。所以我們提出了一些希望大家討論的問題：第一是對中國佛教史研究傳統的反思🤾🏽。我們要問的是，中國佛教史研究者為何這些年來忽略與印度、中亞、日本的關聯？二十世紀二、三十年代以後，佛教研究裏語言知識的訓練為什麽越來越缺乏？第二個問題，我們希望來自日本、美國的各方面的學者告訴我們🤵🏿😞，歐美👮🏼、日本和中國佛教史研究界有什麽值得註意的新趨向和新領域。第三🏃♂️，我們希望重新檢討，佛教史和政治史🚣🏿♀️、藝術史🦹🧔♂️、社會史這些領域裏的綜合研究方法應該是怎樣的？總的來說，我們是帶著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界現狀的焦慮來召開這次研討會。（摘自葛兆光教授的會議致辭）